1936年三四月间，董健吾去西安会见斯诺。在逗留期间，张学良多次邀他去府上做客。每次去，张学良和赵四小姐都十分热情，设家宴款待，还一同打麻将。
张学良夫妇十分喜爱收藏古玩，有一次，董健吾见赵四小姐不慎失手摔坏了几件明代的瓷器，痛心得连饭也吃不下。董健吾心中暗想，若有机会搞到好的古代瓷器作为礼物送给他们，可以略表心意，以答谢张学良将军借用专机和盛情款待。不久，董健吾便在西安城里找到一位过去与“松柏斋”有过生意往来的朋友，看到他珍藏一套24件小型镀釉彩瓷，色质细腻、人物各异、栩栩如生、十分精致，确属明代珍品。董健吾与这位朋友促膝长谈，终于感动了他，将这套瓷器低价买下送给了赵四小姐。张学良夫妇见后爱不释手，一定要赠以重金，但他坚持分文不收。
后来，董健吾要回上海，张学良设家宴为他饯行。席间，张学良问董健吾对他有何要求。董健吾说：“你能在停止内战、一致抗日上作出贡献，我愿足矣！”张点头称是，但张还是不肯罢休，一定要董健吾说出他私人有啥要求。这下董健吾才弄清真意，原来仍是为答谢赠送那套瓷器之事，便再三推辞，张学良还是执意不允。正在这时，董健吾突然想起寄养在自己家里的岸英、岸青生活那么苦，又不能上学，长此下去总不好。便说：“我有三个孩子，两个是归我抚养的革命子弟，一个是我的儿子，如果张将军能送他们出国赴苏联读书，那么将来学成回国也可为国家出力。”张学良略一思索，面露笑容，表示应允。
当时，董健吾对此并不存奢望。不料回上海不到两个月，张学良也到了上海。张给董健吾打电话说：他这次来上海除有公事外，还要了却一件私事，履行他在西安的诺言，约董健吾第二天上午去哥伦比亚路(现番禺路)的一家法国酒吧见面。董健吾听罢甚感突然，此事非同小可，不敢擅自决定，便马上向上海党组织作了汇报，组织上随即同意岸英、岸青、寿琪三个孩子赴苏。见面后，张学良说：“现在有我的部下李杜将军等人要经过法国进入苏联，而后绕道至中苏边界，准备组织在那里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回国抗日。乘这个机会，我决定履行在西安时对你的诺言，让他们带你的三个孩子出国到苏联。”张学良又随手交给董健吾一张10万法郎的支票，并要他立即与李杜联系，作好孩子出国的准备。随后，董健吾和同去的地下党负责人老李就登上张将军的汽车，由张驾车把他俩送到法国公园门口下车。时间大约在1936年5月间。
没过几天，董健吾同李杜接上了关系。岸英、岸青、寿琪很快就被转移到法租界宝建路 (今宝庆路)李杜将军的住所。1936年7月，李杜化名王元华，以商人身份通过多种渠道办理了出国护照，带着三个孩子登上一艘豪华的法国邮船前往法国马赛，在那里乘火车到达巴黎。在巴黎等了半年，当时苏联对入境控制极严，除同意岸英、岸青入境外，其余均不准入境。于是其余人返回上海。 寿琪兄： 知道你这个分别16年(应是14年)的老友的下落，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。又知道你已经参加了新中国的建设事业，那就更好了。可惜岸英不在，他知道了同样会高兴的。回想起我们在土海的情景，好像就在眼前。在白色恐怖的上海，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，蒙董伯伯和你们全家对我们的照顾，我和岸英至今不能忘怀，并且十分感激的。与你在巴黎一别，我和岸英去苏联后，就进入国际教养院读书，后来岸英进大学，我中学末毕业。在苏联10多年生活过得还是好的，回国以后连中国字都不大会写，现在慢慢在学。岸英回国后就进入劳动大学。在党的培养教育下，使我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，要解放全中国，还要解放全人类，只有把自己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，才会有个人的前途。我学马列著作学得不好，你在上海学习和工作的条件比较好，希望努办学点马列著作，提高阶级觉悟，更好地为人民服务，写下这点与你共勉之。希望你常给来信。此祝近好! 弟岸青草上 1950年6月
